以色列大学校长眼中的“双一流”——以色列研究型大学校长圆桌访谈

发布者:丁福金发布时间:2017-08-27浏览次数:10

主持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教育组 姜言东

宾: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 莫纳汉·本撒松(MenahemBen-Sasson

特拉维夫大学校长 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Klafter

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 佩雷茨·拉维(PeretzLavie

魏兹曼科学院院长 丹尼尔·扎伊夫曼(DanielZajfman

海法大学校长 罗恩·罗宾(RonRobin

莫纳汉·本撒松是犹太历史学者、以色列议会议员,曾担任议会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主席。2009年被选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第13任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希伯来大学国际学术排名位列前茅,不仅培育出捷邦安全软件科技公司、移动眼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等世界跨国企业,而且涌现出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奥曼、《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等国际著名学者。

约瑟夫·克拉夫特是物理学博士、美国物理学会研究员,曾获洪堡基金奖、罗斯柴尔德化学奖和以色列化学学会奖等。2002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科学基金会(ISF)学术委员会主席,现任以色列大学校长理事会主席,2009年以来连任两届特拉维夫大学校长。

佩雷茨·拉维是医学教授、生物精神病学专家。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了睡眠研究和睡眠医学教育,曾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75年加入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医学院,成立了睡眠研究实验室和睡眠医学中心。2009年当选为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2013年连任。他是5家开发生产睡眠医学、心脏病学医疗器械公司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

罗恩·罗宾是历史学家,198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美国历史博士学位。2006年加入纽约大学,除担任副教务长外,还担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和上海两所国际校区的美方校长。2017年任海法大学校长。

丹尼尔·扎伊夫曼是原子物理学博士,在2006年被选为魏兹曼科学院第10任院长。在其任内筹措大量资金建设魏兹曼研究院基础设施,包括会议中心、技术服务机构、生物化学研究大楼、临床设施、国家个性化医学中心、癌症研究综合中心以及一个新的智能和先进材料中心。作为以色列唯一的国家科学院,魏慈曼研究院已成为国际科学中心,吸引了全球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博士后研究员和学生。

  

以色列拥有63所高等院校,其中7所研究型大学承担了以色列全部的基础研究,拥有全国80%以上的应用技术专利。研究型大学不仅承担了事关国防、民生的重大科研任务,而且直接参与科技立国和经济发展。以色列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中有12人获诺贝尔奖,4人获菲里茨奖和图灵奖。全球闻名的以色列无人机、生物科技、水处理等技术,捷邦(CheckPoint)安全软件科技公司、移动眼(Mobileye)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等跨国企业,《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等著名学者都出自这些大学,这些高校的毕业生还创办了以色列80%以上的初创企业。近日,笔者走访了以色列5所研究型大学,莫纳汉·本撒松等5位校长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和中以科研合作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大楼要为大师服务

主持人: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你们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莫纳汉·本撒松: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强在全球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力。在中国政府的改革和支持下,中国高等教育成果卓著。我们不断见证了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全球排名的快速提高,科研人员发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

毋庸置疑,中国政府这种崭新的、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还将持续不断地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特别是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快速提升。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国通过“千人计划”等措施在全球招聘科学领域领先的华人教授和研究人员。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应对人才流失的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以色列5年前也实施过类似计划,但不如中国富有成效。由于投入多年没有显著增长,现在以色列大学的办学质量受到了很大影响,世界排名有所下降,这值得我们警醒。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

我们不断见证中国高等教育翻天覆地的发展进步,这是中国政府和教育部稳定发展政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能力构建都在不断改进,持续提高。我本人也多次要求以色列的政府部门学习中国的做法,改变高等教育投入方式,更好地促进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发展。

丹尼尔·扎伊夫曼: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听到也观察到了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的新成就。这个举措十分关键,因为如果成功,这些一流大学可以把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向上拉动,从而集体走向卓越。但是,我们也须明晰,卓越本身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段旅程。我们必须仔细选择新的目标,加强设计和谋划。科学发现与创新是在人的大脑中进行的。因此,开发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但基础设施必须更好地为科学家服务,而不是相反。

莫纳汉·本撒松:在我们学校,教授们的办公室面积都很小,例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奥曼、《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等,办公室最多才5平方米,而且由于他们所在的办公楼设备老化,连空调都装不上。但是,我们的图书馆、实验室等都很方便,他们随时可以使用,同时,我们创造了一种学术自主的氛围,教师有很大自主权。赫拉利教授说他很喜欢在希伯来大学教学和研究,因为在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搞研究,可以与学生自由地交流。

罗恩·罗宾:中国政府对高教和科研投入巨大。我在担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期间,以及目前担任海法大学校长之后,都看到了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投入。中国认识到科学突破是人类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我感到自豪的是,海法大学是这一重大合作的一部分。几个月前,我们与杭州娃哈哈集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CASIA)签署了建立三个联合人工智能技术中心的协议。我们还正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两年的跨学科研究和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项目。

佩雷茨·拉维:谈到中国的科技和高教发展,我总是很激动。中国正在经历高等教育的重大革命,对于访问中国大学的外国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对大学的投资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例如中国高校出版的科学论文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很明显,中国高教和科学在快速发展。

创造力不是学出来的

主持人:以色列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作为以色列高校的领导者,你们眼中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是什么样子?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丹尼尔·扎伊夫曼:一流大学应培养应对未来的创新型人才。我相信中以高校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为每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中国和以色列)都有优缺点。以色列高校和科研制度的优点在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大学负责培养明天的学者,这些人应该以更广泛灵活的方式接受教育,因为他们将来面对的是今天还不存在的问题,并且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加强高校和科研交流是增强国家联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我建议我们两国能够进一步增加双边科研和教学合作经费,使双方最好的科学家能够加强合作。把经费花给最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特定的科研领域。

罗恩·罗宾:创造力不是学出来的。以色列高等教育的特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由于生活环境的独特条件,以色列人是有创造力的,而不是只会从别人那里学习创新。文化和环境是发展创新思维的两个关键价值,所以创造力培育没有一个“魔法食谱”。但毫无疑问,创新是一个必须培育的品质。

约瑟夫·克拉夫特:一流的大学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一般来说,以色列大学遵循“欧洲模式”。例如,大学校长和学术校长都是由教授和师生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选举产生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作合同和充足的研究时间。校长和各级行政部门对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只有评价权,绝对不能自上而下地下命令。创新必定需要自由地质疑以前做过的研究,提出新的思维模式,即使起初听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以色列高教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双一流”建设提供的借鉴是,要重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种自主需要一个宽容多元的校园文化,应涵盖不同文化和习惯。

佩雷茨·拉维:大学吸引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也是一门学问。工资、住房和一些物质方面的待遇很重要,但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并不仅仅看重这些。他们更重视的是稳定的工作合同,教学和科研都需要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以色列大学不搞年终测评和末位淘汰,而是严把引进关,只对试用讲师采取5年试用期,其他人员一般退休才离开学校。例如,准晶体发现者、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丹·舍特曼教授,获奖前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工作了8年,8年期间甚至一篇论文都不曾发表过,但我们仍然把他作为永久教授。其次是大学里有没有一种鼓励培养优秀人才和支持创新的文化。前年,我多次去美国说服一位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来以色列工作。我们学校与哈佛大学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差很大,但如今这位教授工作得很安定。自主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并且正在为此努力。

学科融合与社会服务

主持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你们有哪些具体建议?

佩雷茨·拉维:中国的研究人员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比如科研论文的发表,中国迅速赶上了美国。但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科研质量和科学智慧上多下功夫。为了提高创新和研究质量,中国大学必须调整科研结构,让科学家自己而不是行政机构来决定研究的议程。以色列的大学和理工学院总是努力谨慎地保持鼓励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之间的平衡。一旦政策制定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鼓励研究,科学家面临压力只会致力于应用性研究,但一般来说,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出现创新和突破性的发现。杰出的研究必须以好奇心为动力。

莫纳汉·本撒松:一流大学肯定需要引进卓越人才,中国大学前几年从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华人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由于中国有近三千所大学,不可能短时间内都成为世界级大学。大学之间在名誉、地区之间会存在很大差距,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自然会选择较好的大学。中国大城市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和南部大学与西安、兰州等地的大学相比,就具有极大的优势。困难地区的大学招优秀人才不容易,而且也容易流失。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每工作6年就可以带薪学术休假一年,他们会去欧美研修,会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帮助。所以,我认为中国可以制定一个政策,让优势大学的人才定期到西部困难地区的大学任教,不是做管理人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教学和研究。或者,让优势大学的教师与困难地区大学的教师合作开展教学和科研等。

约瑟夫·克拉夫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遵循三要素,特拉维夫大学在创建全球百强创新型大学的过程中,主要做到了这三点。

一是跨学科研究。研究型大学要突出科研,但在有这么多复杂问题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科学领域可以提供万能的解决方案。以交通拥挤和城市污染为例,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城市是“聪明的”、宜居的、可持续的和有益的,就需要让城市规划者与数据科学家、公共政策专家、水资源和能源工程师、运输专家、网络研究人员、大气科学家等一起工作。特拉维夫大学近年来创造了一系列稳定的组织框架,如有利于多学科合作的跨学科中心、学院和项目。其中,几年前与清华大学成功合作的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结合了工程、化学和生物技术等跨学科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二是社会服务,特别是不断扩展大学为当地社会服务的活动范围,建立与商界和政府部门的积极伙伴关系。例如,特拉维夫大学工程学院设立了一个工业联盟计划,与数十家大型跨国公司和以色列的公司开展技术合作。这些公司委托大学开展研究,给我们实验室设备、基金和奖学金,邀请我们的学生做实习生,然后雇用我们的毕业生。与行业建立密切联系的好处是巨大的。这些公司不仅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紧密合作,还使得大学随时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并使大学保持最新的新兴研究领域。同时,特拉维夫大学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不仅限于商业利益。我们还与以色列教育部密切合作,改进中小学教学课程,引进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并改善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计划。我们与以色列卫生部合作开展旨在改进以色列公民在较贫困社区饮食习惯的社交媒体计划。我们还与以色列国防部就安全防卫相关的项目进行合作等。

三是全球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特拉维夫大学已经与世界各地杰出教育和科研机构建立广泛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究和其他类型合作。我们认为学校可以更多地从合作中获益,而不是从竞争中获得好处。污染、粮食安全、移民、网络安全和疾病防控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自行解决。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现在有60多个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学生,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学习。

莫纳汉·本撒松:以色列所有研究型大学都开办了技术转移公司,例如,希伯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负责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专利保护、转让以及融资、孵化等从学校到产业转化的各个环节。技术转移公司是大学的独资企业,校长直接分管,但充分引进市场机制。技术一旦转移成功,大学、拥有专利的教师和公司按照442分成。办好技术转移公司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最直接的途径。

更多合作促进更高成就

主持人:对于今后中以两国高等教育的合作,你们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佩雷茨·拉维:中以两国可以建立教学和科研联合基金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以色列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在逐年增强,来以色列留学的中国学生、博士后以及参与联合研究的两国科学家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关系,我建议设立一个中以合作研究专项基金,来支持联合研究项目,类似于美国—以色列合作基金会(BSF-US-Israel)或德国—以色列基金会(GIF)。

罗恩·罗宾: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等领域都变得越来越紧密,相信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双方都将受益。30年来,每年都有中国学者到我们的进化研究所研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海法大学的其他领域学习,如神经生物学、海洋科学等。这些研究人员都回到中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重点则是人类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受益的应用研究。

莫纳汉·本撒松:我认为,创新、创业是两国高教合作的基点。从1925年建校以来,希伯来大学就一直致力于促进教学和研究中的卓越——创新和创业。所以,在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有类似趋势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构建中以两国亲密合作关系的进程中是一种无价的资产。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促进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我乐观地期待我们可以迈着共同步伐去构建一个平台,让人类少一些争战,多一些合作,以实现更高的成就。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827日)